剛進北聰教書的那段日孑

 由於我大姊是聾人，而我一向又與她最親，從小跟她亂比她自創的手勢，居然也能聊得不亦樂乎，甚至成为她與家人溝通的橋樑。

那時，鄉間訊息閉塞，直到她十三歲，父親剛才得知台北有一所盲聾學校，於是將她帶去就學。從小一開始，唸到初三，她已二十二歲。父母不放心，才讓她返鄉學織毛衣，以備日後有一技之長，可以自立謀生。

話說她上學後，不但脾氣变好了，也學到正式的聾人手语。寒暑假她在家會教我如何比劃，讓我學到若干簡單的溝通方式。这也就奠定我大學畢業後，勇於邁向聾人教育的基石。

我剛到这所學校時，學校的名稱仍是「省立台北盲聾學校」，校長是陳俠先生。校舍相當陳舊，盲生的教室在操場後辺，因人數少，隔成若干小間。聾生稍多些，教室分南北兩排，最前面的兩層樓才是校長和教職員工的辦公室。一進校門，还有國父半身銅像，門樓寫着「禮義廉恥」四個大字。

我是中文系畢業的，理所當然，教務處必定安排我教國文。記得當時我教的是初一和高一各一班國文，另外又兼一班高二歷史。新來乍到，我才發現以前學的日常手語，要拿來教書根本不夠用，令我十分心虛，剛上第一堂課，面對學生們好奇的眼光，簡直手足無措。

这時，我靈光一閃，想到大姊，便向學生們比：我大姊也是聾人，她讀的正是这所學校。刹時，學生們的面容变了，眼睛流露出理解與同情的柔和光芒，还向我問長問短，想打聽我大姊是那一位？

我的手語確實不夠用，他們比得飛快的無聲之言，我看得似懂非懂，只好半比半寫說明。「我大姊也是聾人」这句話，竟成了一道橋樑，無形中拉近師生間的距離。

而更幸運的是大姊以前的同學陳比麗老師，這時也已從藝專畢業，返校教美術，成了我的同事。她得知我是她同學的妹妹，而我們剛好又是同年同月生，更倍感親切。此後，她变成我的手語老師，我常拿着課本問她：这字、那詞怎麼比？常被追着討教，不知當時她煩不煩？

慶幸比麗有耐心，不會見到我就避之唯恐不及，我從她那裏學到很多。不但是手語，还有家庭理財方面，在她的啟示下，我才開始懂得郵局存款。不然，外子(他也教書)和我都傻乎乎的，不知金錢的重要性。

幸好有她不断的指教，我漸漸可以跟學生順暢的交流溝通，進而能仔細解釋詞意，甚至說些故事。站在講台上，不再那麼怯場，學生們也对我也愈來愈有好感。

那時特教未上軌道，普通大學畢業者都可進來教聾生，很多根本是來混的，不肯好好學手語，學生上課，幾乎可說一無所獲。經過多年，政府才在學者的建議下逐漸重視，像我这種沒受特教訓練的，後來都去師大補修特教學分 。

若干年後，規定更嚴，非特教系畢業者，都不能進入啟聰(或啟明)學校執教。我生也早，在那青黃不接的年代，託大姊是聾人之福，也濫竽充數，當起特教老師直到退休。

想起剛教書時的青澀，與學生如姊妹般的交融，日子还是很甜美温馨，值得回味再三。(圖右是我教的高一學生顧玉雪)(我那時廿五歲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