霜天小語

我在北   聰服務總共三十二年，昨天寫我剛進北聰教書的那段日子，因時間匆促，可說言不盡意。 「北聰」全名是「台北市立啟聰學校」，而其原名則為「省立台北盲聾學校」。这所從日治時代創建的老校，直到民國五十六年我進去教書，都是盲生和聾生同在一校學習。兩種不同缺䧟的學生混合在一起，其實並不恰當。因盲生眼不能見，聾生耳不能聽，彼此完全不能溝通。 為因應學生的需求，老師也分成兩部，專教盲生的，不需用到手语，只要口述就行；而教聾生的，則非要嫻熟手语不可。 記得这所學校的盲生在音樂方面表現很傑出，而聾生則在參加舞蹈比賽時經常獲獎。雖然學校建築老舊，物質條件还很差，但陳俠校長可算是治校有成，大家都覺得面子有光。 陳校長屆龄退休後不久，大約民國六十三、四年吧？由於台灣政府教育經費逐漸充裕，開始注重身障人的受教權。從此盲聾才徹底分校，聾部稱为「啟聰學校」，盲部則搬到另一處新校舍，名为「啟明學校」，另聘新校長。從此，我們这所聾校，便簡稱为「北聰」。台中和台南的盲聾學校，也依此例分校，聾校就稱「中聰」和「南聰」。 我們學校的辦公和教學大樓，也依序一棟又一棟逐漸汰舊換新，但間隔時日都不算短。而設備隨之也愈來愈充實且新穎，我們这些當國文老師的，可以開始使用投影機，免去花许多時間板書的麻煩。 直到民國八十八年夏天我退休，中間校長換了好幾任。我很懷念已去世的張祥先校長，在他治理學校期間，由於他相當注重師生們的身心陶冶，因而辦了很多課外活動，或旅遊，或各種才藝學習，我在那段時間確實學到不少教學之外的有用知識。 繪畫就是其中一種。我退休後，立刻到美術館報名學習水墨畫，山水、花鳥各沾一點辺，生活却也过得有滋有味。後來改到中正紀念堂、藝教館、國父紀念館，跟從不同的老師學習。 直到數年前，因膝蓋問題才停止學畫生涯。但我始終感念在北聰那段漫長歲月的教學相長，奠定我後半生雖不富裕，却也不虞匱乏的充實生活，不管物質和心靈皆如此。

  由於我大姊是聾人，而我一向又與她最親，從小跟她亂比她自創的手勢，居然也能聊得不亦樂乎，甚至成为她與家人溝通的橋樑。 那時，鄉間訊息閉塞，直到她十三歲，父親剛才得知台北有一所盲聾學校，於是將她帶去就學。從小一開始，唸到初三，她已二十二歲。父母不放心，才讓她返鄉學織毛衣，以備日後有一技之長，可以自立謀生。 話說她上學後，不但脾氣变好了，也學到正式的聾人手语。寒暑假她在家會教我如何比劃，讓我學到若干簡單的溝通方式。这也就奠定我大學畢業後，勇於邁向聾人教育的基石。 我剛到这所學校時，學校的名稱仍是「省立台北盲聾學校」，校長是陳俠先生。校舍相當陳舊，盲生的教室在操場後辺，因人數少，隔成若干小間。聾生稍多些，教室分南北兩排，最前面的兩層樓才是校長和教職員工的辦公室。一進校門，还有國父半身銅像，門樓寫着「禮義廉恥」四個大字。 我是中文系畢業的，理所當然，教務處必定安排我教國文。記得當時我教的是初一和高一各一班國文，另外又兼一班高二歷史。新來乍到，我才發現以前學的日常手語，要拿來教書根本不夠用，令我十分心虛，剛上第一堂課，面對學生們好奇的眼光，簡直手足無措。 这時，我靈光一閃，想到大姊，便向學生們比：我大姊也是聾人，她讀的正是这所學校。刹時，學生們的面容变了，眼睛流露出理解與同情的柔和光芒，还向我問長問短，想打聽我大姊是那一位？ 我的手語確實不夠用，他們比得飛快的無聲之言，我看得似懂非懂，只好半比半寫說明。「我大姊也是聾人」这句話，竟成了一道橋樑，無形中拉近師生間的距離。 而更幸運的是大姊以前的同學陳比麗老師，這時也已從藝專畢業，返校教美術，成了我的同事。她得知我是她同學的妹妹，而我們剛好又是同年同月生，更倍感親切。此後，她变成我的手語老師，我常拿着課本問她：这字、那詞怎麼比？常被追着討教，不知當時她煩不煩？ 慶幸比麗有耐心，不會見到我就避之唯恐不及，我從她那裏學到很多。不但是手語，还有家庭理財方面，在她的啟示下，我才開始懂得郵局存款。不然，外子(他也教書)和我都傻乎乎的，不知金錢的重要性。 幸好有她不断的指教，我漸漸可以跟學生順暢的交流溝通，進而能仔細解釋詞意，甚至說些故事。站在講台上，不再那麼怯場，學生們也对我也愈來愈有好感。 那時特教未上軌道，普通大學畢業者都可進來教聾生，很多根本是來混的，不肯好好學手語，學生上課，幾乎可說一無所獲。經過多年，政府才在學者的建議下...